雪一场接一场地下。

考完试后，时间突然慢了下来。

像一根绷紧的弦突然松开，反弹回来的是无所适从的茫然。

天放晴时，陆怀民又重新扛起锄头下了地。

冬天田里的活不多，主要是积肥、整地，为来年春耕作准备。

他跟在父亲身后，一锹一锹将冻硬的粪土敲碎、拌匀，再一筐一筐挑到田头，堆成肥垛。

重新握上锄头，那股熟悉的踏实感又回来了，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悄悄变了。

以前是“陆建国家的儿子”“会修东西的那个娃”，如今成了“考大学的那个”。

走在路上，常有人问：“怀民，考得咋样？”“有把握吗？”“啥时候能知道信儿？”

陆怀民总是笑笑，答得含糊：“还说不准呢，得等。”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

这年头的录取，分数是不公布的，尘埃落定之前，任何话传出去都可能变了味。

况且，希望这东西，揣在自己怀里是暖的，说出口却可能成了别人的刺。

父亲陆建国倒是稳得住。队里有人问起，他就说：“考完了，等信儿。”再多一句也没有。

母亲更直接：“考上考不上，都是自家孩子，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

晓梅倒是憋不住话。

每天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凑到哥哥跟前：“哥，今天有消息吗？。”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哥哥下一刻就能收到录取通知书。

陆怀民总是摇摇头：

“哪有那么快，高考分数又不公布，等到有信儿了，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起码得过了年。”

“过了年……”晓梅掰着手指头算，“那还得两个多月呢。”

是啊，两个月。

在1977年的冬天，对570万个家庭来说，两个月长得像一个世纪。

……

仓库里的夜课没有停，人却不再像考前那样，挤得密不透风。

大家聚在一起，人越来越少了，话却多了起来。

题是不大做了，更多时候是闲谈——谈考试时某道题怎么想岔了，谈听来的各色小道消息，谈“要是考上了”和“要是没考上”。

李文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贴在墙上，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我家在这儿，HP区，离外滩不远。小时候，常去江边看船，汽笛声能传好远……”

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说梦话。

“想家了？”有人问。

“想。”李文斌苦笑一声：

“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还以为躺在自家的木板床上，听见的是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

他顿了顿，转向陆怀民，声音更低了些：“怀民，你说……要是没考上，我还能回去吗？”

这个问题，陆怀民答不上来。

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知青返城潮会在几年后到来，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回去。

有些人会在农村扎根，有些人会去县城找工作，有些人会一直等，等到政策变化。

但具体到个人，谁知道呢？

“先别想那么多。”陆怀民只能说，“等通知。”

“等……”李文斌苦笑，“下乡这五年，好像就是在等。等回城的那天，等家里的消息，等一个自己也说不清的未来。现在，等来了一场考试，考完了，还得等。”

他摇摇头：“这心里头，悬着，落不到实处。”

这种心情，陆怀民懂。

希望有时候比绝望更折磨人。

绝望让人死心，希望却让人百爪挠心，把每一种可能都想遍，最后发现，现实可能和哪一种想象都不同。

“文斌哥，”陆怀民说，“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努力过了。这半年，我们没白过。”

李文斌怔了怔，随后点点头：

“是啊，没白过。至少……至少我重新拿起书了。至少我知道，我还没废。”

这话说得轻，落在安静的仓库里，却让几个人都沉默下来。

陆怀民不由得想，多年以后，历史书上会怎么写知青？

会写他们的数量，写他们的贡献，写他们的返城。

但不会写他们在无数个这样的冬夜，如何望着故乡的方向，如何计算着回家的日子，如何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

赵援朝拍拍李文斌的肩，打破了沉寂：

“文斌，咱都考完了，就别讲这些伤感的话了，来，大伙儿都说说，往后有啥打算？甭管考上考不上。”

气氛这才活络了些。

李文斌先开口：“要是真能上医学院，我想回上海，在我们那边的医院工作。当然，”他赶紧补充，“组织分配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边疆也行。”

陈志强挠挠头：

“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但我跟队长说了，开春想去公社农机站学开车。怀民哥不是常说嘛，技术也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