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整。

陆峥推开刑侦支队三楼副支队长办公室的门。

陈默站在窗边。

他比陆峥记忆里高了很多，宽了很多，肩膀把警服撑出坚硬的轮廓。侧脸对着门，下颌线条像那年梧桐树干上刻的名字一样，很深，很硬。

他听见开门声，没有回头。

“陆峥。”

还是昨晚电话里那个声音。

没有“好久不见”。

没有“你这些年去哪了”。

只是像二十八年前他们还在柳林街17号院的梧桐树下，他喊一声，另一个回头。

陆峥在他身后三步的位置站定。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他说，“比我预想的高。”

陈默终于转过身。

陆峥看清了他的脸。

二十八年前那个瘦得脱相、跟在自己身后捡玻璃弹珠的小男孩，如今眼角有了细纹，眉骨上多了一道旧疤，嘴唇抿成一条不苟言笑的直线。

只有那双眼睛没变。

黑得很深。

像梧桐树下被他们用铅笔刀划过的那块树皮，雨水浸进去，怎么晒都晒不干。

“坐。”陈默说。

他自己没有坐。

他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放在陆峥面前。

陆峥没有动。

“这是什么？”

陈默没有回答。

他绕过办公桌，在陆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案卷的桌子。

二十八年后第一次面对面。

“我爸死了。”陈默说。

陆峥的瞳孔微微收紧。

“……什么时候？”

“1987年11月19日。”

陈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归档三年的结案报告。

“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陈兆年，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于1987年11月19日凌晨，从工业局家属楼6号楼天台坠落身亡。结论是畏罪自杀。”

他顿了顿。

“那一年我七岁。”

陆峥沉默。

1987年。

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

“你爸……”陈默看着他，“他叫陆铮。”

不是问句。

“1984年3月12日，江城西城区柳林街与建设路交叉口，一辆失控的卡车冲上人行道。陆铮推开了一个七岁的男孩，自己被撞出去十二米。”

他的声音仍然很平。

“那个七岁男孩是我。”

陆峥没有说话。

二十八年。

没有人告诉过他父亲是怎么死的。

母亲只说“因公殉职”，单位只说“意外事故”，抚恤金发了、追悼会办了、骨灰盒葬进了城西烈士陵园。

没有人说那辆卡车是怎么失控的。

没有人说父亲推开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他曾经想过，那个孩子应该和他同岁，应该也在某个院子里长大，应该也念书、工作、成家。

他唯独没有想过——

那个孩子叫陈默。

“你一直知道。”陆峥说。

陈默没有否认。

“我知道救我的那个人叫陆铮，”他说，“知道他有个六岁的儿子叫陆峥，住在柳林街17号院3单元402室。”

他顿了顿。

“我不知道他儿子后来去了哪里。”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搁在桌面上的手。

那双手很大，骨节粗砺，虎口有老茧——是常年握枪和卷宗磨出来的。

“1987年我爸死了以后，我妈带我搬离了柳林街。她改嫁了，继父姓陈，我就跟着姓了陈。”

他的声音低下去。

“她把我爸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不让我提过去的事，不让我回柳林街，不让我打听任何人。”

“她说，忘记才能活下去。”

陆峥看着他。

陈默没有抬头。

“我记了二十八年。”他说。

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

绕过办公桌。

走到陆峥面前。

一米七八的男人。

一百五十斤的体重。

警服上的肩章、胸徽、臂章加起来不到三百克。

但他此刻站在那里。

像一个七岁男孩。

站在1984年3月12日的柳林街口。

看着一个陌生的叔叔把自己推开。

看着那辆失控的卡车撞上那个叔叔的身体。

看着血从那个叔叔的脑后渗出来，在初春还结着薄冰的路面上洇成深红色的一摊。

他蹲下来。

那个叔叔还睁着眼睛。

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

他凑近去听。

那个叔叔说——

“小峥……”

他在喊自己的孩子。

他在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救了谁。

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

陈默站在陆峥面前。

二十八年来第一次。

他把手从身侧抬起来。

抬得很慢。

像那年梧桐树下，他把从家里偷出来的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伸出手时也是这样慢。

“对不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