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每个人都在思考。

陈卫东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

“现在，给大家二十分钟时间，自己想一想，也可以和旁边的同志小声讨论。一会儿，我们几个老师，挨个和大家聊聊。”

学员们渐渐骚动起来。

有人埋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列出可能的选项；有人和身旁的人交头接耳，交换着想法；更多人则是望着黑板上的“志愿”二字，陷入了沉思。

而陆怀民早就想好了。

前世，他在农机站干了二十年，从维修工到技术员，再到工程师，这条路他熟悉，也有感情。

这一世，他依然想走这条路——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带着前世的积淀与遗憾，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钻得更深。

“怀民，你想报什么？”李文斌凑过来，小声问。

“工科。”陆怀民说，“具体……还没完全想好。”

其实他想好了。但在说出来之前，他想先听听陈卫东的意见，那位亦师亦友的长者，会怎么看？

“文斌哥，你呢？”

“我想学医。”李文斌推了推眼镜，“我爸妈……他们以前常说，一个国家的体面，是从每个人的健康开始的。”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还有，援朝昨天跟我说，他想学农。”

“学农？”陆怀民有些惊讶。

赵援朝，那个从首都来的知青，居然想学农？

“嗯。”李文斌肯定地点了点头，“援朝说，他在农村待了这五年，才真知道粮食有多金贵，土地有多实在。要是能研究出更高产的稻种，让地里多打粮，让大家都能吃饱饭……他觉得值。”

陆怀民听着，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就是1977年的年轻人。

他们从四面八方来，身上带着时代的伤痕，却有着相似的梦想——

那梦想不尽是为了个人的前程，更为了脚下这片土地，为了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

“都会实现的。”陆怀民轻声说。

“你怎么知道？”李文斌问，有些迷糊。

陆怀民顿了顿：“因为……这个国家需要。”

是的，这个国家需要医生，需要工程师，需要农学家。

需要所有在漫漫长夜里依然相信天会亮、并愿意为之跋涉的人。

……

二十分钟后，陈卫东开始挨个叫名字。

四个县中的老师各自搬了把椅子坐在讲台上，像耐心的大夫，准备一对一地“把脉问诊”。

轮到陆怀民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半。

“怀民，来。”陈卫东指了指面前的凳子。

陆怀民坐下，把笔记本平放在膝上。

“想好了吗？”陈卫东看着他，有些期待。

“想好了，陈老师。我想学工科。”

陈卫东眼睛一亮，嘴角浮起欣慰的笑意：

“好！我猜你也会选工科。你有这个底子，有这个心性，更重要的是——你有那股子钻研的劲头，是块搞技术的料。”

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些，带着推心置腹的意味：

“以你现在的水平，加上最后这一个多月的全力冲刺，我觉得，你可以把目标定得高一些。”

“省城的工业大学，”陈卫东一字一句地推荐说：

“是1960年中央确定的全国第二批44所重点大学之一。它的机械工程系，在全省是最顶尖的，在全国也排得上号。师资、设备、学风，都没得说。如果能考上那里……”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再明白不过——那将是一条平坦、光亮、前途可期的康庄大道。

陆怀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陈卫东是真心实意为他筹谋，推荐的是最稳妥、最优质的选择。

从他的视角看，省城工业大学，对此刻的陆怀民而言，确实是上佳之选。

但……

陆怀民沉默了几秒，抬起头，目光坚定：“陈老师，谢谢您。不过……我想试试科学技术大学。”

陈卫东明显愣了一下：“科学技术大学？”

“嗯。”陆怀民点头，“我想报科学技术大学的近代力学系。”

“近代力学系……”陈卫东喃喃重复，随即想起来了，“那是钱学森先生回国后亲手创办的。”

“是的。”陆怀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执着：

“我在王老师那儿看到的复习笔记里，抄有钱先生的话。后来我又自己找了点资料看，知道这个系是他1958年创办的，培养的是国家最急需的、也是最顶尖的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人才。”

陈卫东沉默了。

他重新靠回椅背，打量着眼前这个十六岁的农村少年。

“怀民，”陈卫东斟酌着词句，“科学技术大学……是科学院创办的大学，起点很高。它的招生标准，在全国都是顶尖的。说句实在话，它的竞争难度……不亚于清华北大。”

他顿了顿，继续说：

“而且你要明白，今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志愿怎么报、录取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底。但按照以往的惯例和传来的风声，录取多半是‘第一志愿优先’。也就是说，如果你第一志愿报了科学技术大学而没被录取，哪怕你分数很高，后面的第二、第三志愿也很难再接住你——好的学校、热门的专业，第一志愿就招满了。”

这是肺腑之言，也是残酷的现实。

1977年，570万考生，27万录取名额，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第一志愿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考分本身更决定命运。

陆怀民当然知道。

前世他看过太多这样的故事：有人分数足够上重点，却因志愿填报不当而落榜；有人胆大心细，押中冷门而改变命运。

“陈老师，这些我都想过。”陆怀民迎上陈卫东的目光，没有躲闪：

“科学技术大学是我的梦想。虽然知道很难，但我还是想试一试。我不想……以后回头再看时，后悔当初连试都没试。”

“为什么？”陈卫东问得很轻，“是因为钱学森先生？”

“不全是。”陆怀民说，“陈老师，您知道吗？我有一本很旧的手抄本，叫《趣味物理小实验》，是我小学时一位只教了三个月就离开的代课老师送我的。扉页上，他用钢笔写了一句话：‘万物皆有理，理在细微处’。”

陈卫东微微一怔，随即眼神变得深远，仿佛被这句话触动。他父亲陈启明生前，也常说类似的话。

“我修水车，改镰刀，摆弄那些齿轮、杠杆的时候，”陆怀民继续说，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脑子里常常冒出这句话。我总觉得，我好像摸到了一点那个‘理’的边儿。但我知道，那只是最粗浅的一点应用，一点皮毛。真正的‘理’，藏在更深的地方，也更广阔。它能让卫星上天，能让潜艇入海，能算出万里轨道分毫不差，能设计出跨江大桥百年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