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班仪式结束，数学老师走上讲台。

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孙，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她没废话，直接开始讲集合。

“集合的概念，是高中数学的基础。什么是集合？就是把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事物放在一起……”

陆怀民翻开笔记本——是用废账本钉的，纸张粗糙，但足够写字。

他认真地记着。虽然这些内容他早已烂熟于心，但他还是记，一字不落。因为他知道，这些笔记回去后要给仓库里的人看，要给晓梅看。

孙老师讲得很快，但很清晰。从集合到函数，从一次函数到二次函数，三个半小时的课，内容塞得满满当当。

偶尔有人举手，她总是耐心停下，细细讲解。

但更多时候，台下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春蚕食叶。

十二点半，孙老师合上讲义：“下午一点半，是语文课。大家抓紧时间吃饭，歇一歇。”

桌椅挪动的声音窸窸窣窣响起，却没有人急着离开。

好几个学员围到讲台边，攥着笔记本，争着问方才没听明白的地方。

孙老师就站在那儿，一句一句地答，额角渐渐沁出细密的汗珠，她也顾不上擦。

陆怀民和李文斌走出教室，在走廊的窗边找了个位置，拿出各自带的干粮。

窝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水壶里的水也不多了。

但他们吃得很香。

“孙老师讲得真好。”李文斌边吃边说，“虽然讲的很快，内容很多，但讲的很清楚，一点不乱。”

陆怀民点点头，正要说话，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同志，你们是哪个公社的？”

抬头一看，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脸庞黝黑，笑容憨厚。

“青阳公社。你呢？”

“我是红旗公社的，叫张建军。”他在旁边蹲下来，也从布袋里掏出干粮——是两个煮得软糯的红薯，“这课听着咋样？能跟上不？”

“还行，”陆怀民笑笑，“刚开头，内容还不算深。”

“还是你们年轻，脑子活，”张建军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我初中毕业都八年了，在农机站开拖拉机，那些公式定理，早还给老师喽。”

“你在农机站工作？”陆怀民来了兴趣。

“是啊，开了五年拖拉机。”张建军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

“一听说高考要恢复，我翻箱倒柜找出以前的课本，唉，看得眼晕。要不是县里组织这个培训班，我真不知该从哪儿捡起来。”

三个人聊开了。

张建军是个话痨，说起在农机站的趣事，眉飞色舞。但说到学习，他就蔫了：

“我最怕数学，那些公式，看着就头疼。幸好下午是语文政治，总算能喘口气。”

正说着，走廊那头传来一阵低低的争论声。

几个人围在一起，中间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正捧着一本书，说得激动：

“……这极限概念，不能用初等数学的路子去想，它牵扯到的是无穷小……”

“可高考题能出这么深吗？”

“万一呢？高考选拔的是潜力，总要有人看得远一点……”

陆怀民走过去，瞥见那人手里是一本《高等数学》上册，封面边角已磨损得起了毛边。

“同志，”那瘦高个见他主动走过来，扶了扶眼镜，“你懂这个吗？这个极限的ε-δ定义……”

陆怀民看了一眼。

他当然懂。前世他自学过高等数学，这些基础概念不在话下。

可此刻，他只是十六岁的陆怀民，一个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的农村青年。

“我……不太懂。”他谨慎地说，“只看过一点高中课本。”

“哦。”瘦高个有些失望，但还是解释道，“这是大学内容，不过我觉得，如果想考好，应该提前接触……”

“孙浩，你又吓唬人。”一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走过来，嗔怪道，“大家基础都不一样，你拿大学课本出来，不是打击人吗？”

叫孙浩的瘦高个脸一红：“我……我就是想讨论讨论。”

“要讨论也挑些眼下用得上的呀，”姑娘转向陆怀民，微微一笑，“别理他，他是县初中的老师，习惯拔高了。”

陆怀民这才知道，孙浩居然是初中老师——难怪懂这么多。

“我叫林秀兰，也是来学习的。”姑娘落落大方地说，“我在公社小学代课，教语文。你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