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官吏在得知进奏院的院长竟是一名女子时，起初是微微的诧异，随后便换上了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

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少年刺史为博红颜一笑，效仿古之君王设下的“花瓶”衙门。

一个无关紧要的部堂，一个姿容绝代的院长。

这其中的风流韵事，远比政务本身更值得他们津津乐道。

无人知晓，一张即将颠覆天下的无形大网，正在这群人的轻视与哂笑中，悄然织成。

……

五月初五，端午。

这并非一个纯粹欢庆的佳节，在唐人的观念中，它更是仲夏时节一个极为重要的“恶日”。

自古以来，五月便被视为毒月，五日更是恶月中的恶日，阴阳相争，百鬼众魅，尽皆出动。

因此，这一日的仪式感，远比后世的单纯纪念，来得更为庄重，也更为复杂。

天还未亮，整个歙州城便已在一种混杂着艾草、菖蒲与糯米清香的独特气息中苏醒。

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已悬挂好了新采的艾草与菖蒲，那形如利剑的草叶，被认为可以斩妖除魔，驱邪避秽。

坊市间的妇人们，则早早起身，用青、红、白、黑、黄五彩丝线，精心搓成细长的“续命缕”，小心翼翼地系在自家孩童的手腕脚腕上。

就连诗圣杜甫都曾在诗中感叹“续命由三事，延年又五时”，足见此俗在唐人心中的分量。

她们口中念念有词，祈求孩子能安然度过这个毒虫滋生的季节，百病不侵。

更有讲究些的人家，会用新酿的雄黄酒，蘸着食指，在孩子光洁的额头上，郑重地画上一个“王”字，借虎王之威，以辟百邪。

空气中，弥漫着各家蒸煮角黍的香气。

不同于后世琳琅满目的粽子，此时的角黍更为古朴。

匠人用宽大的菰叶，巧手包裹，使其形如牛角，内里或是用上等蜂蜜浸透的甜糯米，或是夹杂着咸香腊肉的油糯米，是这个节日里，无论贫富，孩子们都最期盼的吃食。

有趣的是，此时的端午，虽然也有龙舟竞渡，也有吃角黍的习俗，但其核心的纪念人物，却并非后世妇孺皆知的屈原。

在盛唐乃至中唐的文人墨客眼中，屈原的地位颇为尴尬。

他虽才华横溢，但其投江自尽的行为，在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看来，多少带有些“愚忠”和“怨君”的色彩，算不得完美的臣子典范。

因此，在唐代的诗词歌赋中，端午节更多是与驱邪、避瘟、夏至、享宴等主题相关联。

人们纪念的，是伍子胥的忠烈，是曹娥的孝顺。

直到晚唐，随着国势日衰，士人阶层普遍感到报国无门的苦闷与彷徨，屈原那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的悲情形象，才重新被文人们拾起，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逐渐与端午节俗深度绑定。

而此刻的歙州百姓，他们心中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历史人物评价。

他们只知道，今日是个好日子。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薄雾，整座城池便彻底活了过来。

人潮如归海的江河，从四面八方的街巷涌出，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浩浩荡荡地朝着城外的新安江畔涌去。

今日，新任刺史刘靖，将在此亲自主持一场规模空前的竞舟大赛！

人群中，一个名叫王满仓的汉子，正用他那因常年劳作而坚实无比的臂膀，将自己三岁大的小儿子高高地举过头顶。

他和其他人一样，声嘶力竭地呐喊着，但他的眼中，除了狂热，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激，以至于眼眶都有些发热。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眼前这份能带着妻儿，安心站在这里欢呼的安稳，来得有多么不容易。

就在半年前，他们一家还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为了半个发霉的饼子，可以与野狗争食。

那时，妻儿饿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神里满是麻木的绝望。

可现在，他们分到了十亩田。

说实话，刚领到那份盖着刺史府大印的地契时，王满仓的手都是抖的。

他活了半辈子，从没想过自己也能有属于自己的地。

但看着地契上写的地块位置，他又犯了嘀咕。

因为那十亩地，并不全是江边平整的沃土，倒有大半是山脚下没人要的缓坡。

在他们老家，这种坡地顶多种点耐旱的杂粮，收成看天吃饭，根本算不上正经田。

然而，接下来刺史府的举动，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分完地的第二天，刺史府就派来了专门的“农学官”，召集他们这些刚刚拿到地契的“新乡邻”，在那些坡地上忙活开了。

他们用一种王满仓几十年都没见过的古怪法子来平整土地。

那农学官不让他们顺着山坡犁地，反而要求他们必须横着山坡走，沿着农学官用石灰粉画出的一道道白线来开垦。

那农学官只说，这是刺史大人亲授的“神仙法”，只要沿着这些“龙脉线”走，就能让山地也存住水肥，收成不比平地差。

官府不仅发下了农具和种子，还调来了几头耕牛，让十几个里坊的乡亲们轮着用。

王满仓虽然还是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但看着那些没啥用处的坡地，竟然真的被拾掇得能种水稻了，他心中对刺史大人的敬畏，便如同眼前的江水一般，深不见底。

如今，他们住进了官府帮助搭建的新屋。

婆娘的脸上终于有了血色，甚至敢拿出藏在箱底许久的旧木钗，对着水盆，笨拙又认真地梳起了已为人妇的发髻。

这是她曾经以为此生再也找不回的“体面”。

而肩上的儿子，更是被养得肉嘟嘟的，手里攥着一个温热的角黍，吃得满嘴油光，笑声清脆响亮。

这一切，都拜远处那个即将登上高台的年轻身影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