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召见了裴炎、狄仁杰、刘祎之三人，在一个极其私密的小书房里，将那份“建言大纲”置于案上，却并不明言出处，只是以探讨“古今治国得失”为名，将其中一些核心观点（如明确继承法、重大决策咨议程序、申明基本民权原则）以假设或提问的方式提了出来，观察重臣们的反应。

反应是迅速而一致的惊骇与反对，尽管程度和侧重点略有不同。

裴炎，作为深受皇恩、思想相对正统的宰相，几乎立刻激动地表示：“陛下！此等言论，实乃大逆不道！自古君为臣纲，乾刚独断，方是正理。皇位承继，出自天心圣裁，岂可如市井交易般明文限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当圣心独运，岂容外廷置喙？至于民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仁德，自会爱民如子，然以条文规定官府如何行事，此非束缚朝廷手足，助长刁·民气焰耶？长此以往，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矣！” 他的反对最为激烈，直接从儒家纲常和统治根本的角度予以否定。

狄仁杰，更为务实，也更具政治智慧，他的反对显得更“理性”：“陛下，臣以为，治大国如烹小鲜，贵在因时制宜，权衡变通。明文定制，固然有其好处，可示天下以公，可防微杜渐。然，法条死，人事活。 若遇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固有之条文反成桎梏，束缚陛下英明决断。且此类涉及根本之条文，一旦颁行，即成祖制，后世子孙，无论贤愚，皆需遵循，若有不适，改动极难，反生更大弊端。况，设立咨议之机构，人员如何遴选？其言若与圣意相左，是听还是不听？听，则有损君威；不听，则定制形同虚设，反招非议。此非善法，实乃以虚文乱实务也。” 他指出了制度僵化的风险、执行中的困难，以及可能引发的政治尴尬。

刘祎之则从经典和史实中寻找依据：“陛下，三皇五帝之时，垂拱而治，法乎自然，未有如此繁琐之制。周行封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至春秋，礼崩乐坏。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制不足以御奸。 治国之本，在德不在法，在人不在制。陛下圣明，群贤辅佐，自然海清河晏。若寄望于一二纸上条文，恐是舍本逐末，更易为巧言令色者所乘，借‘定制’、‘民权’之名，行营私乱政之实。臣观历代变法，如王莽、王安石者，其初岂不美哉？然终究扰民害政，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他将李瑾的构想与历史上失败的“变法”类比，强调“人治”优于“法治”，道德教化重于制度约束。

三人的意见虽有细微差别，但核心高度一致：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以成文规则系统性地约束皇权、规范最高决策流程的尝试。 他们认为这是对君主权威的削弱，是对现行有效体制的干扰，是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武媚娘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重臣们的反应，印证了她内心的判断，也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李瑾这些想法所面临的，是何等坚固的壁垒。这壁垒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虽然也有），更是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人治”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君主、大臣还是普通士人，普遍相信“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将国家治理的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的出现，而非制度的完善。儒家思想虽然也讲“礼法”，但“礼”的本质是等级秩序，“法”主要是治民工具，从未将最高统治者本身置于法律的明确约束之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延伸）。皇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是维系整个帝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石，不容置疑，更不容分割。

官僚集团的保守性。现有的官僚体系，是在现行皇权至上的框架下形成并运转的。他们已经适应了这套规则，熟悉了如何在这套规则下生存、晋升、行使权力。任何重大的制度变革，都意味着权力格局、利益分配和行事规则的重新洗牌，必然触动无数人的既得利益，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反弹。即便是那些相对正直的官员，也本能地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性，对未知的变革充满疑虑和恐惧。李瑾构想中的“咨政机构”、“公推程序”，直接挑战了现有的宰相制度和皇帝独断的人事权，必然遭遇整个官僚系统的隐性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