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厅州县各级官员各有生财之道。京官依赖外官之馈赠，外官则以俸廉不敷办公为辞，依赖种种陋规，浮收勒折，科敛民财。一些膏腴之地，每岁陋规多至二十万。各级官员“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剥削，民生困蔽”。道光帝希冀对各地陋规加以整顿，首先从直隶开始。道光元年，他命令直隶督抚督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奏定之后，通行饬谕，如再有以赔累为词，于此外多取于民者，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不稍宽贷”。但是，此谕下达不久，即“朝有诤臣”，“连章入告”，道光帝只好明降谕旨，停止清查直隶陋规，使得这一措施半途而废。

为了整顿吏治，道光帝还对那些年迈体弱、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随即遭到道光帝严厉申斥：“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他认为伯麟“欲以要君之举，坚其恋栈之心”，故毫不留情地勒令伯麟休致。

4)、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

清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吸食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在乡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萎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情景!为此，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

道光十一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人，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十二年八月，又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清统治集团内部禁烟、反禁烟的斗争日益激化。

道光帝采纳严禁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干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他申明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的目的，是为了“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林则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的一切行为，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采取果断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道光帝对此十分满意，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从优议叙。并谕令林则徐等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一些官员认为不值以国家有利之财，糜之于无用之物，同时广州至北京行程几千里，最易被人偷换。道光帝接受了正确的建议，改变了主意，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成知震慑”。林则徐遵照谕令，于六月三日开始，把缴获的鸦片于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至二十五日才彻底销完，共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之极，提笔批日：“大快人心一事!”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广州，二百多万斤鸦片烟渣随海浪冲入大海，倾刻间无影无踪．在沿海各省，鸦片走私船被缉获，走私烟贩被缉拿；在内地各省，罂粟的种植被严令禁止，鸦片烟、烟枪、烟具被收缴、销毁，各种戒烟药丸被分发，吸食者被处以刑法。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的省份因弛禁派迁延观望、敷衍塞责而使禁烟成效大打折扣。但道光帝是决心在全国切实实行禁烟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于国于民都有利。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对道光帝的禁烟、销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 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种评论并非过分。

3、武功

1)、鸦片烽火

道光皇帝开始决定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派他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坚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严禁鸦片，必然损害一些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损害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因而必会遭到他们的反抗。道光皇帝作为一朝君主、一代政治家，他应该看到或预见到这一点。对英国殖民者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反应一一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贸易的，应该预先采取防范措施。可惜，他没有做到。结果，鸦片战争兵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清朝失败，以下两点，值得思考：首先，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

诚然，当时英国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朝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冶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还有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历史分析。中英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可做如下思考：从战略来说：

其一，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4万万，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有成为“日不落国”；且英国远涉重洋，长途奔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清朝有可能打败英国的侵略。

其二，军事——英国进攻，而清朝防御；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军后方太远，而清军在本土作战。

其三，民心——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林则徐、邓廷桢发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从战术来说：

其一，兵力——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澳门。这支军队，数量有限，只要认真抵抗，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

其二，后方——当时欧亚交通极为不便，英军战线太长。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邓廷桢率福建军民英勇抗击，就北驶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壮烈牺牲，定海失陷。这时，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威胁恫吓。清军在总体上完全占有优势。

其三，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装备，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因而，从战略、战术分析，清朝有可能打胜这一仗，但清朝却打败了。

其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是在大臣穆彰阿还是在道光帝？

认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皇帝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遣戍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比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下面对朝廷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的构成做一个分析：道光二十年（1840年），朝廷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差往浙江）、汤金钊6人。在京的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共8人，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人。其中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观望退让，仅为“伴食”而已。这三个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所以，朝廷实际分为两派：以穆彰阿等为一派，王鼎等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战派的代表是王鼎。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任内务府大臣、直上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观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张和议的。《清史稿·穆彰阿传》明确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说：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窥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着赞成主和，这里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第三，罢免林则徐是穆彰阿根据道光皇帝意图行事的。像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没有道光的“谕旨”，穆彰阿再专权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其替代林则徐，没有道光皇帝谕准同样也是不能的。在大敌当前之时，林则徐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这和当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逮捕并事后凌迟袁崇焕一样，都是“自毁长城”！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

总之，穆彰阿窥出道光之所思，说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为，所以穆彰阿始终得到道光的支持与信任。因此，鸦片战争的责任主要应由道光皇帝来负。

此外，道光过于无知。道光皇帝曾问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这是早在康熙时候已经明确的常识问题。道光皇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